外界期許已久的“十二五”規劃昨天終現端倪。當天，新華社受權播發《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建議》于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建議》共分十二個部分，開篇即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開創科學發展新局面”。
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這樣的定調彰顯了未來五年攻堅調結構促轉型的決心。
“十二五”不提GDP指標 主攻“調結構”
“十二五”規劃建議昨日全文公布
●財稅改革
房地產稅又添變數
●行政體制改革
提高政府公信力成亮點
●收入分配
初次分配也要強調效率公平
●產業升級
新興產業“支柱化”再提速
指導“十二五”規劃制定工作的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下稱《建議》），昨日全文發布。
接近2萬字的篇幅中，只字未提未來5年GDP的具體指標，與5年前“十一五”建議中明確提出“實現201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形成對比。
《建議》明確提出，將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消費位列“三駕馬車”之首
如何實現“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建議》提出，將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
仔細對比5年前的《建議》即可發現，作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消費”首次被提到了第一的位置。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三駕馬車”順序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消費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經濟結構的調整，除了“三駕馬車”的調整，也要靠科技創新。
官方醞釀一年有余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被《建議》數次提及。
《建議》明確提出，要提高中國經濟增長的科技含量，發展結構優化、技術先進、清潔安全、附加值高、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產業體系，提升制造業核心競爭力。
而“服務業大發展”則被定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重點”。
《建議》提出，將探索適合新型服務業態發展的市場管理辦法，調整稅費和土地、水、電等要素價格政策，營造有利于服務業發展的政策和體制環境，并將推動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
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經濟的清潔發展也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
《建議》提出，“十二五”期間，中國的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顯著減少，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
不過，這份綱領性文件并未給出具體下降指標。
關注民生
“十二五”是中國提出的要在2020年（即“十三五”末）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承前啟后的關鍵時期，在此期間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被《建議》認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基礎”。
為此，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就業持續增加、國際收支趨向基本平衡等，在《建議》設置的“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中，被提到了最為靠前的位置。
在周一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部署今年第四季度工作時也明確提出，當前將采取措施穩定市場價格，并加強對重要商品供求價格信息發布工作，有效引導社會預期。
“十二五”要求維持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可謂與當前經濟一脈相承。
“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也是今后5年中國的主要目標之一。
《建議》稱，將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顯增加，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貧困人口顯著減少。
《建議》還提出，要不斷深化改革開放，財稅金融、要素價格、壟斷行業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明顯進展，政府職能加快轉變。
對此，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建議》強調改革是一大亮點，在改革問題上態度非常明確，且對于財稅金融、要素價格、壟斷行業等領域直點其名，和以往的表述有所區別。
初次分配也要強調效率公平
《建議》摘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創造條件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
解讀：收入分配改革的宗旨和要求進一步明確，不僅如此，調整收入分配已經融入到多項改革的內涵當中。
今后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中，《建議》進一步提出，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顯增加，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貧困人口顯著減少，人民生活質量和水平不斷提高。
在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看來，在收入分配改革未來五年的推進過程中，“普遍”、“較快”、“同步”、“明顯”這八個字體現了“十二五”期間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的關鍵點。
“‘普遍’體現了居民收入增加的面要廣，尤其讓低收入群體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體現公平的原則；而‘較快’則是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在縱向比較方面要更加快。”蘇海南說，“兩個同步更是第一次提出，這就意味著未來經濟增長10%，居民收入也要相應增長10%，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而低收入者收入‘明顯’增加，則更是抓住了當前收入分配領域的突出問題，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
“在十二五規劃建議當中，收入分配改革已經融入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結構的調整、建立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以及農村建設等重要領域的規劃和工作安排之中，這樣的寫法同樣是具有新意的。體現了中央從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的全局高度推進收入分配改革、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的決心。”蘇海南說。
近期，圍繞改革路徑選擇的討論和爭議連日來再度成為學術界的聚焦話題。焦點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初次分配領域和再分配領域孰為重；二是調低和限高孰為重。
五中全會對此的定調是：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新興產業“支柱化”再提速
《建議》摘要：對于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新興產業，將加快形成先導性、支柱性產業，切實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和經濟效益。
解讀：近日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明確，到2020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力爭達到15%左右，其中，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而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
《建議》的定調預示著未來5年，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速度將進一步加快。
新興產業中，新能源是重要的一員。
如果要達到中國已經定下的氣候減排目標，以及極富進取心的清潔能源發展目標，積極發展水電和核電成為最便捷的道路。
《建議》提出，在保護生態的前提下積極發展水電，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高效發展核電。
按照國家能源局此前的預測，到2015年，中國的水電利用規模可能達到2.5億千瓦，核電利用規模會達到3900萬千瓦，水電和核電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將提高1.5個百分點。
中國已經提出了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達到15%左右這個目標，必須加快水電和核電的建設。目前，西南地區是我國水電最為豐富而將在未來集中開發的地區，而核電的規劃布局方面，中國已經在遼寧、山東、江蘇、浙江、福建等沿海省區加快發展核電，穩步推進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中部省份內陸核電項目，一條“東中部核電帶”即將形成。
防止特大城市面積過度擴張
《建議》摘要：堅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科學制定城鎮化發展規劃，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
解讀：在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同時，《建議》強調要加強城鎮化管理。要把符合落戶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大城市要加強和改進人口管理，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要根據實際放寬外來人口落戶條件。注重在制度上解決好農民工權益保護問題。
此前北京頻頻發生道路堵塞，如何預防和治理“城市病”引人關注。
《意見》要求，合理確定城市開發邊界，提高建成區人口密度，防止特大城市面積過度擴張。城市規劃和建設要注重以人為本、節地節能、生態環保、安全實用、突出特色、保護文化和自然遺產，強化規劃約束力，加強城市公用設施建設。
房產稅又添變數
《建議》摘要：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開征環境保護稅，研究推進房地產稅改革；賦予省級政府適當稅政管理權限。
解讀：“十二五”期間，改革工作仍任重道遠，多項新的改革議題被明確提出，其中環境保護稅位列其中，中央和地方的財稅資源有望得到重新分配。
按照此前參與“十二五”規劃建議的專家接受采訪時透露的信息，所謂環境稅，是一個稅系，而非單獨的某一稅種，它是把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社會成本，內化到生產成本和市場價格中去，再通過市場機制來分配環境資源的一種經濟手段。征稅首要目的不是增加財政收入，而是著眼于改善生態環境促進節能減排。
針對目前亟待完善的中央和地方分稅體制，解決地方政府事權和財權不匹配的狀況，《建議》提出，在合理界定事權基礎上，按照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要求，進一步理順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和比例，加強縣級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財力保障。逐步健全地方稅體系，賦予省級政府適當稅政管理權限。
在增值稅、所得稅等稅收來源大頭上，《建議》提出，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相應調減營業稅等稅收，合理調整消費稅范圍和稅率結構，完善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和服務業發展的稅收政策。逐步建立健全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
同時，為了補充政府公共支出的來源，《建議》提出，健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同時，為能進一步放開國有經濟領域，鼓勵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建議》提出，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健全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機制；加快國有大型企業改革、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
值得關注的是，在樓市“二次調控”之際，市場關于房產稅的推出又現濃厚預期。
《建議》中的提法是：研究推進房地產稅改革。由此，似乎已箭在弦上的房產稅前景又添變數。
國內市場規模欲攀世界前列
《建議》摘要：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進一步釋放城鄉居民消費潛力，逐步使我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
解讀：“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戰略，再次受到國家的高度關注，成為中國下一個五年規劃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堅持擴大內需戰略、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調整優化投資結構，加快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新局面。
在“三駕馬車”中，消費排在第一。
事實上，“擴大內需”一方面是為了穩定我國經濟增長，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成果；另一方面也是結構調整的內在要求。
《建議》明確要求，“十二五”期間，要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增強針對性和靈活性，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預見性，防范各類潛在風險，避免經濟大的起落。
在這樣的目標下，“擴大內需”更有了熨平經濟波動、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的內涵。
“過去強調的都是‘增長’，以供給的思維來發展經濟；但現在強調的是‘內需’，以需求的思維發展經濟。”經濟學家樊綱近日表示。
他認為，居民消費需求主要從實現居民收入與GDP同步增長來著手，而投資需求，宜將重點放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
商務部部長陳德銘近日的表態展示了國內市場的前景。
他在視察第108屆廣交會時表示：“相信經過幾年時間，特別是在‘十二五’期間，我國外貿結構會有很大的改變和提升，內外貿市場會連成一體。我認為，未來中國的國內市場會明顯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國內市場。”
經濟社會發展 促就業放優先位置
《建議》摘要：把促進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優先位置；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
解讀：人保部給出的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國城鎮新增就業931萬人。
盡管已經超額完成全年900萬人的目標，但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并存，這依然是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中的一個突出點。
《建議》中明確，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其中特別提到，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進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優先位置，加快發展各項社會事業，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未來五年將是攻堅擴內需的五年，怎樣讓老百姓沒有后顧之憂地消費投資？除了完善收入分配及社會保障等領域的工作外，增加就業崗位也是一大要務。
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這是《建議》明確強調的。
《建議》要求，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和小型微型企業，多渠道開發就業崗位，鼓勵自主創業，促進充分就業。
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提法同樣值得關注。
在當前西方施壓人民幣升值，頻揮保護主義大棒的背景下，中國外貿未來幾個月的表現如何，沿海廣大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訂單將起到很大的作用。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就曾強調，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就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主管部門在就業和經濟發展這樣一個總體的目標之下，會采取適當的宏觀經濟政策來保證就業和經濟的發展，以及經濟政策調整之間的平衡。
提高政府公信力成亮點
《建議》摘要：財稅金融、要素價格、壟斷行業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明顯進展，政府職能加快轉變，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進一步提高。
解讀：隨著近兩年來發生的一些群體性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同老百姓之間的信任度、政府的公信力受到嚴重挑戰。
2004年3月，國務院制定并實施《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就是要求政府部門要依法行政，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在今年6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強調，要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不斷提高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努力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
這表明我國政府對依法行政的約束機制越來越完善，對政府提高公信力越加重視。
在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相關內容中，《建議》明確，健全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機制，推進政務公開，增強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加強行政問責制，改進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完善政府績效評估制度，提高政府公信力。
有專家指出，實現政策、決策和各項舉措的公開公正，是提高政府工作公信力的關鍵所在。
偉大時代的改革
這將是一個偉大的時期。從2011到2015年，中國將步入“十二五”階段；2012年，中國共產黨將召開“十八大”。在改革開放30年之后，在全球金融危機余煙未散的背景下，從世界各地投來的交織著期望和擔心的目光中，中國正經歷著一次新的經濟轉型、社會轉型與文化轉型。
昨日，新華社受權發布了10月18日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下稱《建議》），通覽《建議》全文，信息非常豐富，意義極其遠大。
《建議》認為，“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也指出：“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
這種對改革的強調，引人關注。而改革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兩大歷史重任在“十二五”期間匯集在一起，則需要加快解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一些深層次矛盾，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推進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正是深入推進改革。
改革已經進行了30多年，但離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有一定距離。正如經濟學家吳敬璉所言，市場經濟并非保證經濟昌盛和人民幸福的充分條件，許多國家陷入了壞的市場經濟，或者權力支配市場的經濟。中國必須走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而法治是規制權力的唯一正途。
在過去3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可以在矛盾的積累、暴露過程中逐步改革。但到了今天，有些問題可能沒有太多回旋的時間和余地，又涉及重大利益格局的調整，這就要求我們下更大的決心和勇氣。
改革的實質在于利益格局的重構，必然會遇到利益集團的阻撓。更重要的是，正如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的“俘獲理論”所告誡的，立法者和管制機構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特殊利益集團“俘獲”立法者和管制者，使政府提供有利于他們的管制。
在我國當前的改革中，由于規則的制定者與一些被改革的對象之間存在很大的重疊與交叉，更使得改革需要“靈魂深處的革命”。例如，收入分配改革、央企改革、證券市場的改革、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改革等，之所以難以突破，癥結就在于此。
《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作者奧爾森認為：“各種社會組織采取集體行動的目標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爭取重新分配財富，而不是為了增加總的產出——換句話說，他們都是‘分利集團’。”因此，各利益集團都會為了利益而展開分利競爭，通過各種活動影響政府決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集團的活躍存在將成為常態，而且制度越不健全、尋租空間越大，利益集團就越趨于活躍。與上世紀80年代的雙軌制相比，中國如今的尋租活動在方法上更為隱蔽、在規模上更為驚人。例如，一些利益集團通過PE腐敗，在公司上市前快速入股，利用關系幫助企業上市，可以在短時間內獲得驚人的無風險利潤。
另一個尋租的熱點領域是房地產。最近被股東方公開舉報的某市一中心城區房地產項目中，約400戶業主中，50余戶曾獲得一成以上的購房折扣，其中22名買家所獲折扣高達三至五成，折扣金額數十萬至百萬元不等，其中多數是政府官員。這揭開的只是冰山一角。
改革的另一障礙在于改革的成本和風險在當期，而主要收益則在遠期。這種收益與成本的跨期分配，往往是導致改革不作為的主要負向激勵。
“十二五”改革攻堅不僅關乎中國未來5年的發展，更對中國未來10年、20年乃至30年都有著深遠影響，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關鍵5年。因此，下一階段的改革攻堅，關系到中國未來的前途。眼下，我們已經看準了改革的方向，看到了改革的迫切性。但是利益集團的強大阻力、決策的周期化，都決定了改革的道路不會一帆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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