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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三年前，安邦(ANBOUND)研究團隊提出，中國經濟應該從“世界工廠1.0”向“2.0”、“3.0”轉型。這一概念指出了中國經濟和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對當前及未來的中國產業政策仍有指導意義。
目前，國內各部委和地方開始進入“十三五”規劃的編制季節。與過去略有不同的是，據工信部透露，此次工業領域的“十三五”規劃將弱化“五年”的時間限制，直接擴展到2025年，直接考慮未來十年的工業發展戰略。在這份名為《中國制造2025》的中長期規劃中，將首先確定頂層制度設計，再形成重點行業、領域和區域的相關規劃；此外，規劃還將強調“工業4.0”戰略，推動工業化、信息化“兩化”深度融合。
據了解，“工業4.0”概念由德國提出并倡導，中國高層在不同場合都提到德國工業4.0的重要意義。今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德國時在《法蘭克福匯報》發表署名文章，重點提到德國“工業4.0”戰略；在5月召開的2014智能制造國際會議上，工信部部長苗圩也提及，全球制造業互聯網化正成為一種大趨勢，比如德國的“工業4.0”計劃。
所謂“工業4.0”，是相對于18世紀引入機械制造設備的“工業1.0”、20世紀初電氣化的“工業2.0”、及20世紀70年代信息化的“工業3.0”而言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在2011年于德國舉行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HannoverMesse2011)上，德國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董事兼行政總裁沃爾夫岡.瓦爾斯特爾教授在開幕式中提出，要通過物聯網等媒介來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提高制造業水平。在2013年舉辦的“HannoverMesse2013”上，由產官學專家組成的德國“工業4.0工作組”發表了最終報告--《保障德國制造業的未來：關于實施“工業4.0”戰略的建議》，宣告以物聯網和制造業服務化為特征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到來。
具體而言，“工業4.0”主要分為兩大主題，一是“智能工廠”，重點研究智能化生產系統及過程，以及網絡化分布式生產設施的實現；二是“智能生產”，主要涉及整個企業的生產物流管理、人機互動以及3D技術在工業生產過程中的應用等。該計劃特別注重吸引中小企業參與，力圖使中小企業成為新一代智能化生產技術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同時也成為先進工業生產技術的創造者和供應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與以往集中式控制的工業生產模式不同，“工業4.0”將更強調“分散化”，目標是建立一個高度靈活的個性化和數字化的產品與服務的生產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傳統的行業界限將消失，并產生各種新的活動領域和合作形式，創造新價值的過程將發生改變，產業鏈分工將被重組。
基于“工業4.0”的特征，中國在推動相關發展戰略時，需要格外注重頂層設計，并巧借內外合力。對于擁有成熟工業體系的德國而言，“工業4.0”尚且是一種新的嘗試與設想，更不用說在工業體系上瞠乎其后的中國了。“工業4.0”絕非閉門造車可以推動形成的，需要加強與全球領先工業企業的合作，并深化國內工業體系改革，為中小型創新性企業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
在對外合作方面，中國企業“走出去”與吸引先進外資“走進來”需要同步進行。當前，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正進入高速增長階段。聯合國貿發會議最新報告顯示，2013年，中國對外投資達1010億美元，成為居美、日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對外投資國，并可能在今年成為凈對外投資國。不過，中國在對外投資的制度建設方面仍存在不少問題，比如對已收購資產的性質認定，以及中國政府對海外并購復雜的審批程序等，都需要進一步改革。而在吸引先進外資“走進來”時，政策層面的不確定性也令部分外企心存疑慮，在經濟議題中賦予了過多的政治色彩。
在內部改革方面，中小型創新性企業的發展將是“工業4.0”戰略的關鍵，而這正是中國工業體系中所欠缺的。在國內，并不缺少像中石油、一汽這樣的大型工業央企，但這并不符合“工業4.0”強調分散化、個性化的特點。受制于體制機制障礙，甚至還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大型央企們可能難以擔綱“工業4.0”的主力。相比之下，那些勇于嘗試破壞性創新、體制機制更為靈活的中小型創新性企業，才是“工業4.0”真正的載體。但在國內，這部分企業往往面臨著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并且很容易陷入政商關系、惡性同業競爭的泥潭中，難以專注于主業的發展。中國政府需要創造良好的工業發展環境，為這部分企業掃除后顧之憂，而這離不開一系列深層次的體制機制改革。
中國政府將提出新的工業發展規劃，聚焦于十年的中長期發展，源自德國的“工業4.0”戰略有望成為重點。中國打造“工業4.0”需巧借內外合力，充分盤活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資源。其中，深層次的體制機制改革將成為破除阻力、釋放企業活力的關鍵。
（作者：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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